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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亿万富翁老板杰夫·贝佐斯，以及他于2023年末任命的出版人威尔·刘易斯，正着手实施一项计划的全新阶段——这一计划的实质，便是扼杀这份报纸的独特性。在过去近150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份报纸从一份家族经营的地方刊物，蜕变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机构，更成为了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柱。然而，如果贝佐斯与刘易斯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一意孤行，这份报纸恐怕将难以为继。

　　近年来，管理层屡次削减新闻编辑室的预算。他们停办了广受欢迎的周日杂志，裁减了数百名员工，并将负责本地新闻的“都市版”规模缩减了近一半。然而，面对这些举措导致的糟糕现状，他们既不承认是自身的商业决策失误，也未能提出任何清晰的未来愿景。

　　就在今天清晨，执行主编马特·默里与人力资源主管韦恩·康奈尔在一场线上的清晨会议中宣布了更令人心寒的消息：除了各团队普遍面临裁员外，报社将彻底关闭体育部与图书版块，终止那些标志性的播客节目，并对国际部与都市部实施大规模裁撤。

　　更令人唏嘘的是，《邮报》的管理层甚至缺乏面对面告知员工的勇气，最终只是让所有人在此刻焦灼地等待邮件，以确知自己的去留。（素以迟到闻名的刘易斯——即便在他偶尔露面的场合也是如此——这一次甚至并未参加这场Zoom会议。）

　　《》或许终将复兴，但今日之举，注定将成为管理者们无法磨灭的遗产。

　　《邮报》的现状无疑是一场公共悲剧，但于我而言，这更具有私人层面的痛楚。近日，父母家的地下室遭遇水淹，在一箱箱浸水的旧相册和黑胶唱片中，我们翻出了妹妹的婴儿纪念册。那本册子里记录着她出生当月的点点滴滴——原本应该写满慈爱的祖父母探望的新闻，或是关于她咿呀啼哭的温馨描述。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伊朗门事件”、“博克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官”、“美国橄榄球联盟罢工”、“华尔街遭遇1929年以来最惨重跌幅！！！”以及“美国垃圾危机爆发，急需处理场地，东北部尤甚”。（公平地说，父亲从事的是废物管理行业，这条新闻对他很重要。但同时……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小宝贝！）

　　换言之，《》仿佛早已融入了我们家族的基因，烙印在我最早的记忆深处。它与剪下的胎发、那些更传统的纪念物（比如第一次尿布爆裂的记录、说出的第一个词语）一道，被我们珍藏。

　　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成长的岁月里，我几乎记不起《邮报》不曾以某种形式渗透进我生活的时刻。

　　父亲教我看橄榄球的那一年，我剪下了体育版上华盛顿红皮队主教练乔·吉布斯和四分卫马克·莱皮恩的照片，将它们贴满了童年卧室的墙壁。

　　在我12岁生日的前夕，我即将入读的沃尔特·惠特曼高中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高年级女生在与三位朋友彻夜饮酒后，驾驶着一辆白色宝马车撞上了树木，车辆当场断裂为两截。她与一位朋友当场殒命，另外两名女孩身受重伤。

　　彼时，《》成为了我寻求答案的窗口。我试图通过它的报道，去理解这场由青春的躁动、特权的放纵与死亡的悲剧交织而成的惨烈事故。

　　后来，我翻开《邮报》是为了查阅校篮球队的比分和赛况；是为了欣赏那些入选“全大都会队”、来自各地的天才运动员的风采；也是为了追踪华盛顿特区连环枪手的最新动向——那个不仅令当地人心惶惶，更让整个国家为之震颤。

　　《邮报》也是我与新闻事业结缘的起点。每个报刊爱好者都有自己最先翻阅的版面——有人看体育，有人看漫画，有人关注都市新闻——而我的首选永远是《风格》版。

　　这个版面自1969年创刊以来，始终独树一帜。它赋予撰稿人充裕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充分的自由和鲜明的立场，从而催生出引人入胜的长篇叙事报道，其水准足以与当时《新新闻》杂志的杰作比肩。

　　对我而言，这更是一次与大师对话的契机。我阅读利比·科普兰、罗宾·吉文、保罗·亨德里克森、莎莉·奎因、大卫·冯·德雷尔、吉恩·温加滕、玛乔丽·威廉姆斯等人的作品，反复琢磨他们创作的奥秘。

　　2017年，我以记者身份正式加入《》，负责报道特朗普时期的白宫，并在此度过了八载魔幻般的岁月。我本打算永远留在这里。因此，此刻《邮报》发生的一切——以及持续多时的动荡——于我而言是个人的情感创伤。但这远非我或任何一个个体的遭遇。

　　关于这一切，最不阴暗的解释是贝佐斯根本不在乎。或许——如同我们许多人最初那样——他被刘易斯那迷人的英伦腔调和刻意营造的纨绔气质所迷惑，却未察觉这位“皇帝”身上的定制华服根本不值一提。又或许，正如我们这些深爱《》的人所担忧的，这场大清洗正是既定计划的一部分。

　　我所认识的《邮报》记者们展现出了真诚的进取心——他们甚至渴望变革，在媒体转型的洪流中迸发着创造与创新的精神。但管理层似乎迷失了方向。在领导力、管理水平、商业模式、想象力与勇气的多重溃败中，真正的新闻事业依然在艰难坚挺。

　　新闻业向来是一个艰难的行业。但我亲眼目睹贝佐斯、刘易斯等人用浮夸的企业术语（“修复它、构建它、扩展它”）进行空谈，却未能启动——甚至连尝试启动——任何可能实现其宏伟愿景的实质性举措。

　　2025年初，他们高调宣布了所谓“宏大而大胆的目标”：要将订阅用户数从250万跃升至2亿付费用户。然而在此前一年，该报已流失了数万名现有订阅用户，而管理者们却将报纸的困境归咎于记者。

　　我无意声称自己掌握解决《》财务困境的良方，也无法为这份既是地方报纸又是全国性家乡报纸的媒体设计出完美的商业模式。但可以预见的是：若这两位管理者继续将其当作不良资产或与总统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注定会失去一切。

　　毕竟，他们似乎既不理解《》曾经的意义、现在的价值，也不明白未来的可能。更何况，那位总统从不尊重讨价还价的乞求者。

　　当时担任都市版夜班编辑的马蒂·韦尔——他在《》任职已达61年之久——从警用无线电里听到了五个字：“水门大厦大门敞开。”

　　随后的日班警情记者阿尔·刘易斯撰写了1972年6月18日的头版头条：《五人因密谋窃听办公室被捕》。紧接着，接班的夜间记者吉恩·巴钦斯基获得了关键线索：一名负责逮捕的警官让他瞥见了水门窃贼的地址簿，上面有手写笔记“H·亨特。白宫”以及直通白宫的电话号码。

　　鲍勃·伍德沃德与卡尔·伯恩斯坦于周日到岗，很快接手了调查。这则新闻最终席卷全国，终结了一任总统的任期，并激励了数代新闻工作者投身这一行业。

　　但它更体现了《》报道的精髓——全新闻编辑部通力协作，不懈而无畏地追寻真相，让权力接受监督。（首篇报道列出了八位——整整八位！——参与调查的《邮报》记者，这预示着该报日后标志性的大型调查报道将采用三署名甚至四署名的形式。）

　　《》还报道了9·11袭击事件——五角大楼遇难125人，美国航空77号航班坠毁致机上64人全部遇难；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造成32名师生死亡、数十人受伤；以及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及其后续影响。

　　过去一年间，《邮报》凭借驻扎在几乎所有主要联邦机构的资深记者，对联邦政府的“狗狗币化”（Dogecoin-ification，指政府运作的荒诞化与混乱化）现象进行了无与伦比的报道。无论你如何定义成功——是揭露腐败、改变人生、触动读者的泪水与行动，还是为服务社区带来欢乐与理解、斩获新闻奖项——《》始终不负众望。

　　（在该报持续爆出独家新闻之际，联邦调查局上月突袭了汉娜·纳坦森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住所——这位记者被誉为《邮报》的“联邦政府知情者”。）

　　今日的裁员透露出最新战略的蛛丝马迹：报纸似乎将几乎完全聚焦于政治与国家安全报道。但即便如此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在不断扩大的裁员名单中，赫然包含着国内顶尖的政治与国际记者及编辑。

　　一位资深《邮报》记者向我坦言：“我们正通过变革、精简和裁撤，将产品导向平庸化，而这种产品似乎无法吸引更多读者。”

　　若真存在某种计划，其目标似乎是将《邮报》打造成《政客》（Politico）杂志的复制品。（另一重残酷的讽刺在于，《政客》近二十年前正是从《》脱胎而生——当时两名记者离职创办了这家以快节奏、独家新闻和晨间抢发见长的媒体。）

　　但综合类刊物完全可以盈利。《》已证明，通过多元化、扩张与创新，为所有人提供内容（新闻！音频！游戏！烹饪！视频！深度报道！），可以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您此刻阅读的刊物便属盈利之列，拥有近150万订阅用户。诸如《Axios》和《Punchbowl News》等专业媒体，正是通过深度聚焦核心受众的需求与兴趣而取得成功。反观《》，却正在抛弃现有的忠实读者群，转而追逐那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潜在受众。

　　贝佐斯、刘易斯及其热衷行话的下属们同样未能理解一点：若没有全球分社记者的贡献，该报对华盛顿的报道既缺乏生动性，也丧失权威性。

　　正是这些特派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让读者理解诸如美国推翻委内瑞拉领导人可能对俄亥俄州民众产生的影响。白宫与国会报道因消息灵通的都市版团队和《风格》版锐利的笔触而增色。若不报道我们挚爱的华盛顿国民队、首都队、指挥官队，不关注孩子的学校动态，不评点哪家餐厅的玉米饼最美味，又怎能成为这座首都的权威编年史？

　　几乎所有媒体都在苦苦寻求转型。但《邮报》本应比多数同行更有能力应对当下的挑战。它拥有卓越的声誉、顶尖的人才和独特的定位——既能为愿意付费获取新闻、受教育程度高的本地读者提供深度报道，又能满足全国读者对政治深度报道和问责新闻的渴求。

　　“这里是国家首都，居民包括外交官、联邦雇员、公职人员、国家安全顾问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他们的孩子也在本地上学，”一位本地《邮报》记者告诉我，“无论你住在西北区还是东南区，所有人都对积雪未清感到愤怒。”

　　上周，该报驻外记者发布了一段视频直指贝佐斯。正如乌克兰分社社长西奥班·奥格雷迪所言，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报道战争、疫情、民众起义等重大事件。在这段两分钟的视频里，记者们常以爆炸声与危险为背景，展现日常工作的片段：

　　“当俄罗斯导弹击中乌克兰游乐场夺走九名孩童生命时，我就在现场”；“当在阿富汗加紧控制时，我就在现场”。

　　《》的力量始终源于其鲜活的人性光辉，源于高效协作的团队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每个个体创造出远超个人能力的非凡成果。

　　不做《》，被迫以更少资源完成更多任务，这种处境反而带来了一种自由。这催生——甚至要求——出一种互助协作的文化，一种勇于尝试冒险的勇气，一种顽皮的机智。

　　“《》有种类似艾维斯（Avis）租车的思维：‘我们更努力’。”迈克·塞梅尔如是说。这位曾任《》资深编辑、现供职于《The Athletic》的媒体人向我解释道。他所指的是这家租车公司1962年那场著名的广告战役——当时艾维斯以“第二名”自居，承诺提供更优质的客户服务，最终成功逆势提升了营收。

　　在特朗普总统的首个任期内，时任执行主编马蒂·巴伦批准推出了《穆勒报告》的图文纪实版，后将其改编为书籍。

　　当国会拒绝成立类似“9·11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来追查1月6日国会骚乱时，《》决定代议会而行：在缺乏传票权的情况下，来自新闻编辑室各领域的百余名记者共同完成了长达38000字的调查系列报道《袭击事件》，为美国国会大厦那场致命暴乱提供了权威叙事。（该报道作为系列作品之一，荣获2022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始终是作家们的报社，其新闻编辑室充满拼搏精神，既能孕育宏大构想与远大抱负，又能让卓越新闻在混乱中持续诞生——这本身就是每日上演的小奇迹。（在我任职期间，总用黄色便利贴记录休假天数和补休时间，但编辑们从不吝于兑现承诺。）

　　在K街新闻编辑部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伟大新闻可能诞生于任何人”的气息。激动人心的项目和挑战性的调查报道并非精英团队的专属。《邮报》是人人都能参与、也确实参与同一使命的地方；我们穿着印有“民主在黑暗中消亡”字样的连帽衫上班，冬天戴着蓝白相间的报社毛线帽。

　　更难得的是，连报社最耀眼的明星都曾从最不起眼的新闻线起步——马里兰州南部、弗吉尼亚州劳登县、喧闹汗湿的高中体育馆、夜间警务线。

　　“这很难向局外人解释，”塞梅尔坦言。当所有人欢庆独立日时，几代《邮报》记者却要在烈日下的林肯纪念堂草坪上度过假日午后，赶制次日的新闻稿。“大卫·法伦特霍尔在赢得普利策奖之前，就在七月四日站在国家广场上。”

　　引人入胜的叙事写作本质上是培养同理心的实践，帮助这个分裂国家的美国人相互理解。但这种同理心、同情心和团队精神同样延伸至新闻编辑部内部。

　　我们互换电话号码，分享笔记本里的现场记录，邀请同事共进午餐或小酌，更在Slack上耗费时间逗乐彼此。常有工位邻居听见我通话，在我挂断前就发来报道建议或关键联系人信息。

　　还有人反复给深陷危险或情绪消耗性报道的同事发“健康问候”短信。全报社邮件悼念逝去的父母或亲人已成常态，孩子们在Zoom会议里进进出出更是寻常景象。

　　塞梅尔回忆道，当压力令人窒息时，他常与史蒂文·金斯伯格（从报社跑腿小弟做起，最终成为执行主编，后转任《The Athletic》主编）和尼克·米罗夫（资深移民问题记者，现为《大西洋月刊》同事）前往报社旧址15街的地下室，即兴来场威夫球比赛。

　　或许正因如此，明知自己不太可能受影响的白宫报道团队，在裁员前夕致信贝佐斯恳请干预。他们指出，团队部分阅读量最高的报道“依赖于新闻编辑室各领域的协作”，因为“同事们的付出能提升我们的报道质量”。

　　尽管近年许多才华横溢的勤奋者已离开报社，但仍有众多优秀人才选择坚守，更有新人加入。《邮报》依然是从事重要新闻工作的最佳平台之一。记者们拒绝丰厚买断方案或其他诱人邀约，选择留守为挚爱的阵地奋战，只因他们坚信这份报纸与它的使命。（在此必须提及一个苦乐参半的事实：当前人才出走潮中，《大西洋月刊》和《》恰是最大受益者。）

　　但每一次离职——无论是主动选择、接受买断，还是如今的蓄意削减——不仅意味着个人的流失，更抹去了积淀多年的机构记忆。

　　当新闻报道因——而非尽管——我挚爱的编辑丹·埃根曾戏称的“大楼角落最大问题”（即“笑声太多”）而焕发光彩时，我们该如何维系这样的文化？

　　2017年初我加入《》时，正值人生与职业的最低谷。与交往近十年的男友刚分手，又辞去了《》的首份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便进入《》担任莫琳·道德的研究助理，那段经历令人难忘。她不仅是杰出的上司和导师，至今仍是遇到任何问题我最先求助的对象。然而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个永远的二线队员，始终摆脱不了初级助理的光环。

　　但《》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团队理解我的所有怪癖、缺陷和复杂性，新闻编辑室向我敞开了怀抱。编辑们几乎立刻就为我创造了梦寐以求的机遇——2019年与他人共同主持《》与MSNBC联合举办的辩论，参与三个后来都斩获普利策奖的项目。终于，我也开始相信自己。

　　新闻编辑室是一群快乐的怪咖，而我正是其中一位欢快的战士。这里就是我的家。

　　白宫团队的同事们经常替我值班或调换工作日，让我能应对复杂重组家庭的各种需求。（我至今清晰记得某天下午冲出办公室，赶去观看当时读二年级的继女在《爱丽丝梦游仙境》剧团的演出，同事们在办公桌前为我欢呼的场景。）

　　在我两次成功怀孕之间经历流产时，同事们每日致电问候、发短信关心，还送来饼干和汤品。2018年我诞下长女当月，特朗普终于同意接受采访。菲尔·拉克和乔什·道西特意致电休产假的我，邀请我同行——他们说，这同样是我的专访。（我最终婉拒了邀约——剖宫产术后恢复艰难、产后抑郁症缠身，更恐惧若在椭圆形办公室突然渗乳，总统会作何反应。在我缺席时，特朗普告诉拉克和道西他祝我安好，但称我向来对他恶语相向。）

　　为本报报道华盛顿国民队的安德鲁·戈尔登，正是在《邮报》邂逅并爱上了如今的妻子。（他的入职对家族而言更具圆满意义——身为土生土长的华盛顿人兼狂热体育迷的祖父，至今仍将他撰写的每篇报道珍藏在纸箱中。）

　　2007年，资深书评人卡洛斯·洛萨达接手了职业生涯最艰难的国家安全版编辑工作，当月却得知长姐罹患癌症即将离世——而他的上司们告诉他：去吧，休假多久都行。不必担心休假天数，不必担心工作去向，这些我们都能妥善安排。

　　“同事们全盘接手了我的工作，这已足够珍贵，”现供职于《》的洛萨达告诉我，“我得以在姐姐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陪伴她，对此我永远感激《》。”

　　艾琳·考克斯是该报马里兰州政坛记者，其丈夫里克·梅塞负责体育报道。艾琳在诞下第三个孩子仅十周后突发险些致命的心脏病。整个新闻编辑部团结起来支援这个家庭，送去金钱、食物和关怀。

　　同事们不仅承担了其他开销，还为她6岁的女儿支付了三周夏令营费用。这个八月曾充满恐惧的女孩，如今记忆里只剩下游泳池嬉戏、制作风筝和与新朋友欢笑的时光。一位素未谋面的商业记者带着多道素食佳肴出现在她家门口，她的编辑则带着大学年龄的女儿前来提供看护服务。《》为她组织了为期三个月的餐食接力，以致她的读书会名额全部被占满（最终改赠礼品卡）。

　　“当时，”她如今电话中告诉我，“我喉咙插着导管，化学药物正滴入心脏以恢复功能，只为让我终有一日能爬上楼梯。可你知道我感受到什么吗？是爱意如潮水般汹涌。”

　　当《大西洋月刊》主编杰弗里·戈德堡——这位曾在《》实习两个夏天的记者，后来转战夜间警务报道——在2024年夏天邀请我加入该杂志时，我深感兴趣。我始终渴望成为杂志撰稿人，几年前就订阅了《大西洋月刊》，厌倦了总在想读的文章前撞上付费墙。

　　他提供的职位，正是我自幼阅读《》时尚版经典文章时憧憬的职业。但潜意识里，我以为最终结果会是坦诚地告诉他：“您提供的正是我的梦想工作，但我已身处梦想之境，而主场优势终归属于我。”

　　然而我意识到，如今的《》已非八年前招揽我的那家报社。我不愿为这样一位老板和出版人效力——他既无法阐明发展愿景，又将对新闻部的轻蔑混淆成商业计划。

　　我热爱《大西洋月刊》。如今撰写的故事既充满挑战又令人满足。即便如此，我依然怀念《》。目睹格雷厄姆家族的报纸、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的时代、马蒂·巴伦的时代、众多挚友的时代被刻意瓦解，我的悲痛依然刻骨铭心，愤怒依然炽烈难平。

　　洛萨达告诉我，他热爱在《》的新工作，但《》对他而言始终意义非凡：“我在那里工作了17年，至今仍用‘我们’来称呼《邮报》。即便现在谈论它，我仍会说‘难以置信我们曾做到这些’。”

　　但说到底，《邮报》本就是所有人的“我们”——为它奋斗的记者、与它竞争的同行、散居各地的我们，尤其是依赖它的社区和仰仗它的国家。我们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

　　艾什莉·帕克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她曾任《》白宫分社社长，并两度荣获普利策奖。她亦曾供职于《》。